吴良镛: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环境创造
——2007年6月9日全国文化遗产日讲话
1. 本文立论的前提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历史的积淀，既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又蕴含着精神内涵，是时代的标志，智慧的结晶。
尊重文化是古代中国的优良传统，即使残碑断碣，残编断简，也非常珍惜。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并积累了宝贵的物质文化资源，也蕴藏着内在的再创造的精神动力。当然，在历史上，中国也有个不良的习气，历史上改朝换代，攻城略地之后，为了消除前代的影响，往往要“堕城”、“杀其王气”，破旧立新，这对前代留下的遗产则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再加上社会动乱中的迁徙流失，因此流传至今的文化遗产十分难得，弥足珍贵。
当今，中国处于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全球化的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每带来传统观念的急剧变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面临着空前的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为保护文化遗产作了艰苦的工作，推进了保护遗产的种种措施，加强了立法与文保单位等等，取得了显著成效，前年的《西安宣言》对文化环境的保护在理念上有所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也是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举措。
2. 建设与保护的矛盾仍然存在，形势依然严峻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大量存在的建设性破坏对传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空前的冲击和挑战，建设与保护的矛盾仍然存在，形势依然严峻。
有两种原因导致矛盾异常尖锐：
一是经济建设大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冲击。在当前的转型期中，建设形势出现一种新的现象，建设规模与尺度空前加大，建设范围遍及沿海与内地，城市乡镇建设类型多种多样，但是总结经验教训不够，加之建设的控制管理不善，体制不顺等原因，带来遗产保护的问题。
二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对现代化认识的误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冲击地方文化的发展。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片面地认为高楼大厦就是现代化，建设中不顾一切地盲目崇洋求异求特，藐视过去，迷信今天，结果是种种标志性建成之日往往也是城市原有特色消失之时，最终落得千城一面的境地。
我们必须对原来的理论体系、方法等重新加以审视。
3. 积极保护，整体创造
从理论上讲，面对建设与保护的矛盾局面，关键是寻求将保护与建设结合起来的理论方法。
从传统的保护方法看，基本上是孤立地保护文物建筑，就建筑论建筑，结果是尽管文化遗产本身得到了保护，也难免淹没在体型各异的新建筑的汪洋大海之中，文化遗产保护显得支零破碎，势单力薄，城市失去原有文化风貌，这种做法姑且称之为“单纯地保护”。
为此，提出“积极保护”的观念，即将遗产保护与建设发展统一起来。不仅保护遗产、文物建筑本身，保持其原生态、环境与风格，在周边确定缓冲区、保护区，而且对保护区内发展中的新建筑，我们必须使它遵从建设的新秩序，即在体量高度造型等方面要尊重历史遗产所在环境的文脉，要尊重文化遗产所在主体情况，以烘托文化遗产，加强原有文化环境特色为依归。这样使所在地区不失相对独立，既保持和发展城市建筑群的原有的文化风范，又使新建筑赋有时代风貌，即“有机更新”。这种理论在北京菊儿胡同整治工程与苏州等地旧街区保护的效果中得到验证。
“积极保护”并不否定过去传统的保护方式，我们敬重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努力和可贵的贡献，同时又审视处于转型模式的新的发展潮流，不仅要保护传统建筑，而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考虑，化建筑的个别处理为整体性创造，例如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必须包括交通、行政功能疏解、环境等方面，对新旧建筑及其环境创造有整体的考虑，积极的加以创造，而不是“就保护论保护”。
总体看来，新建筑要与所保护的环境在高度、色彩、肌理等方面与要保护的建筑环境在可能范围内达到整体协调，保持一定的体形秩序，兹称之为“整体创造”（西方学者有用holistic creation一词）。例如，北京城的规划被称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其传统的中心建筑群、街道、名居、公共建筑等是整体统一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对这种整体统一的要求有所忽略，今天传统的绝对的、统一的整体性已被破坏了，但整体保护的原则不能丢弃，某些地区，如故宫、皇城、中轴线、朝阜大街等某些尚未完全破坏的街坊等，仍然力争保持“相对的整体性”，千方百计地加以保护并成为确定不移的法则。
整体创造是维护文物环境的整体秩序，不是复旧，在具体设计上仍然可以并且也需要创新。通过建设过程中的不断调节，有机更新，追求城市组成部分之间成长中的整体秩序。从哲学上说，它不是机械的还原论，复旧论，而是一种生成的整体论，有机的整体论。这种整体是以人的生活需要为中心，在传统的优秀的构图法则基础上灵活创造（representation or reinvention），随机生成，而不是抱守僵死的教条，一成不变。以北京为例，今后北京旧城的基本城市设计原则，还应从当下的混乱无序中重新回归整体性的传统。
顺便指出，一般说来，文化遗产保护并不强调复建，积极保护的观念仍然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原有的历史建筑本身，通常说“真古董”，我一般并不赞成建假古董，反对一切毫无根据地胡乱建设，所谓明清一条街等等，但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精心规划设计，未始不能增添城市的风采。那种不顾所在条件，机械地搬用习惯作法，排斥一切复建，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借鉴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有不少历史古迹，都经历了沧桑，因此“后之视今亦若今之视昔”，未必以此为非。如绍兴兰亭，原址已淹没无寻，明代在天章寺遗址重建兰亭，可谓十足的“假古董”，但清代康熙、乾隆都曾亲临其地，发思古之幽情，正统地题诗、立碑、建序，今日视之又为确确实实、地地道道的真古董；又如武昌的黄鹤楼，实九毁九建，我们今天当能看到宋画黄鹤楼和太平天国被毁的黄鹤楼图样，那都是十足的“假古董”，如果留至今天，当也是珍宝；再如南京阅江楼的恢复，历史事迹有根有据，有宋濂《阅江楼记》气势磅礴的宏文流传，在《古文观止》选录，为人所传颂，今恢复起来，我们登临狮子山上，阅江楼下，北瞰江流，心胸为之一快，已成为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景观。所以，征诸中国历史，只要遗址犹在，设计者考据周详，设计严谨，不胡作非为，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创造被后代喜爱的地标。
4. 大型公共工程兴起，保护和发扬地域文化特色
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市中心区的地下发现了南越王墓，轰动一时，接着发现了行署、花园等，也是压在密集的中心区地下，整个文化地层像千层饼式的具有各个时代的遗迹。其实，何止广州如此，在开封、洛阳等地，地下资源已有明确的历史纪录，开封的“宋州桥”，范成大曾有“州桥南北是天街”，勾画了城市中轴线的存在，这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考古成果所证明，并有新的发现。中国地下文物丰富，已经探明和未揭露的宝藏为逐步形成“中国的庞贝”留有可能，应更为科学地将这些历史文化特色纳入规划之中，留待将来适时发掘，切忌在地面上乱建高大房子（这样无异对有价值的文物点“判处死刑”）。
如果说，广州等城市面临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还局限在城市中，那么近几十年来，由于经济建设的推进，区域交通、水利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急剧增加，例如京九铁路线、青藏线的开辟，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进行，等等，真是“纵横天下”，不仅引起了山川巨变，提出了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环境保护的保护和发展，环境变迁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还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进入地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阶段。回顾2000多年前的灵渠、都江堰、驰道、运河的建设史，它们同时也是一部有声有色的地域文化开拓的篇章，我们不难想象当今这些大型工程的建设也会带来地理环境、积极社会变化，新旧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当然毫不讳言，也会带来跨行业的新问题，留待我们去解决。最近，我参与了国家文物局关于南水北调项目的论证，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规划研究，得悉中线工程总干渠长1267公里，所经区域自古就是中原地区进入北京，走向蒙古高原、松江平原的孔道，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涉及范围之广、文物点之多，前所未有，文化内涵复杂，保护任务繁重。这些重大工程，远非一日之功，而是中华万世之业，对此我呼吁吸取三峡库区的经验教训，不能就事论事，而将考古发掘、迁移与移民、新村建设、风景旅游、生态建设、交通建设等结合起来，统一规划，以取“一举多得”之功。
5. 翘望“黄金时代”，但道路崎岖
20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霍尔（P. Hall）在《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 一书中，选择西方2500年文明史中的21个城市，细评其发展源流、文化与城市建设特点，他指出，城市永远是文化的黄金时代的心脏，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十分难得的“城市黄金时代”，这样的黄金时期只有十五到二十年。然而，博学的霍尔博士他并不熟悉中国城市史，中国的城市历史还未待整理，因此上述情况并不包括中国，未来东方城市的复兴更有赖于我们新的创造。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有步入黄金时代的多种机遇，但这并不是唾手可得，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建设工作前景宽阔，但任务繁重，道路崎岖，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以为从西方现成的“仓库”里捡一些来就成，或随别人的创造亦步亦趋。面对大规模迅速推进的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形势，我们城市规划与文化建设工作者应该更自觉科学地进行文化补课，使文化遗产保护和城乡建设进一步走向科学化。
最后，请允许我在此借庄严的讲台作一番呼吁。当我年轻的时候，与前辈学者谈起我过从的一些地方，他们常如数家珍地谈论某地的沿革、著名建筑、名联佳句，以及勒石题字等等，他们不是专业的学者，尚能如此，至今印象深刻。相比之下，如今我们常看到一些文化名城的规划，对历史文化的发展反而寥寥数语，或者一些套话，这种“文化贫血”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叹。我们要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发掘，总不能反寄托于外人吧？尽管国外学者如李约瑟那样充满激情地完成他的历史巨著，但与我们相关的专业部分，恐怕也未能卒读。种种事实表明，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成片的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是十分艰巨的文化复兴的历史任务。我们翘望“黄金时代”，但道路崎岖，需要作扎实的科学的工作，其中较为关键的就是，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一番认真的艰苦的发掘与再认识，不仅对已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加以珍视，加以保护，还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已有的文化遗产，还要重视当今的城市与地区的文化创造，引导城市居民文化的提高，最终为人们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
|
